风土 | 大房南北——“西山永定河流域田野工作坊”纪要:罗定做道教法事
大房南北
——“西山永定河流域田野工作坊”纪要
撰文丨鞠熙 赵凯欣 汪舒帆
照片提供丨石振怀等
原载于畿甸山河公众号
为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研究，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遗产资源基础研究”课题组于2022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北京市房山区举办了“西山永定河流域田野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八所在京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余位学者，沿着大房山的南北两麓，溯流大石圣水、踏访胡良上游，从考古、历史、美术、社会、民俗等各个角度，边走边看日下山河罗定做道教法事。
10月31日：战国遗址与村落坟地
工作坊的开幕式没有领导讲话，全体参会者到窦店土城遗址汇合罗定做道教法事。历经两千余年存续至今的土城“遗产”为本次工作坊奠定了基调。
窦店土城位于房山区窦店镇西罗定做道教法事。城作长方形，分为内外两层，内城为夯土打造，外郭是堆积的土围。据考古报告提供的信息：内城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860米，外郭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960米。城与郭之间距离约20米。推测是战国末期到西汉时期的城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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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店土城遗址近景
平原上矗立的土城遗址，天然成为村落之间的边界线，沿线有不少清末至近代的家族坟地，更强调了这片区域作为“阈限”（marge）的意味罗定做道教法事。村民们说，他们很少到土城附近去，以前曾有人去取土盖房，可也不常见。这也许是土城遗址得以存留至今的原因之一。工作坊成员们研读了其中几片墓碑群，发现其时间都不太长，有些坟墓明显是从其它地方新迁至此。对此村民解释到：村内老住户多有祖坟地，只有尚无坟地的后迁村民才葬去土城。年深日久，这一带便坟墓凌乱。定格于时间之中却未曾留名历史的人和城相互陪伴，借着夕阳余晖在村民眼中投下影子，似乎明清小说里时空错乱的“乱葬岗”此刻有了具象。
11月1日 顺大石河而上
万佛堂孔水洞
大石河，古称“圣水”，从房山区霞云岭乡发源，自北向南汇入北拒马河罗定做道教法事。工作坊成员一早从大石河下游水库“房山红领巾公园”附近出发，沿河而上，第一站首先抵达距大石河出山口不远的万佛堂孔水洞。
万佛堂孔水洞
谭其骧认为，《山海经》中所说之“碣石之山”即大房山罗定做道教法事。今天的大石河就是出碣石、入黄河，多蒲夷之鱼的古绳水。《水经注》中特别提及大石河畔的孔水洞，文曰：“（大防）岭之东首，山下，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五丈，入穴转更崇深，穴中有水……是水东北流入圣水”。洞中有隋大业年间刻经，唐开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玄宗敕命于此设坛投龙璧祈雨。1982年洞中水枯，出土了唐代投下的七条金龙。孔水洞上方的万佛堂也创建于同一时期，原名龙泉寺，后改名大历禅寺。
万佛堂内唐代浮雕
现存万佛堂主建筑为明代建成的“大历古迹万佛龙泉宝殿”，为三间无梁殿，楣上嵌有四周浮雕莲花瓣石匾，正面和两山墙下端镶嵌有《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罗定做道教法事。浮雕原本在殿后的崖壁上，明代修殿时挪至殿内。南山墙的浮雕上有“唐大历五年三月八日”阴刻铭文，可证明其年代。大殿北侧立有明万历十七年《重修云濛山大历古迹万佛龙泉宝殿》碑，殿后崖壁上留有《重修万佛堂记》碑，旁有“念佛”二大字，小字款“钦差总理内官监太监平乡张祯立”。龙泉殿跨孔水洞出水口上，殿前正对两山夹峙山口，口外便是缓缓流过的大石河。泉水自殿下流出，沿山势而下，从两山之间汇入大石河。据当地老住户介绍，解放之初寺庙格局尚存，山门正在两山夹峙口处。自山门拾级而上，殿宇塔阁错落有致，正勾勒出山势水流的路线轮廓。遥想当年情景，如从大石河逆流而上，再溯泉水进入山间，夹岸数百步，亭台楼阁，千年汇集的古物琳琅花树间。至泉眼，赏万佛图，擎火入殿下洞中20多米后豁然开朗，偌大的喀斯特溶洞内不仅有摩崖造像刻经，亦有祈雨金龙玉璧，教人如何不相信此处正是神灵居所、世外桃源？
龙泉宝殿旁尚存两座石塔，分别是辽代花塔和元代“龄公和尚舍利塔”罗定做道教法事。辽花塔通高约20米，顶部已经重修改动，可塔面大量表现狩猎放牧场景的浮雕引起了工作坊成员们的注意。结合时代背景，这些画面可能与当时房山山中生计方式有关。元代“龄公和尚舍利塔” 为八角形七级密檐式，通高约18米。塔身已略有倾斜，当地文物部门研究者向我们介绍了建塔技术、倾斜原因以及保护方案等相关情况。
辽代花塔
花塔下方曾有万佛堂附属关帝庙，人迹少至，大殿及殿前两通石碑掩于偃曲古松下罗定做道教法事。赵世瑜老师带大家一同读碑，同时核对《房山碑刻通志》中的录文。一为元太宗九年（1237）《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碑为住持僧人龙溪德印、燕京十方圆明禅寺堂头德祥请竹林禅寺逍遥老人印彬所撰，捐资者中出现“元帅黄德镇”，赵老师认为很可能是蒙古国时期的世侯。另一碑是清嘉庆九年（1804）《重修孔水洞关帝庙碑记》，碑阴中列出数百名捐资修庙官员、人名、村庄、窑口等，村名中既有邻近的磁家务、半壁店村，也有大石河上游的陈家台、水峪、大安山、上下英水，下游的坨里、石楼、琉璃河，以及远至河北衡水安平县郎仁村等处。赵世瑜老师认为，捐资者中的“庄”不排除可能是指旗庄，首列其名的“隆大人”等可能是庄头。而赵丙祥老师则认为，“庄”也可能是店铺，不一定是村庄。
在《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前
胜泉庵与铁瓦殿
孔水洞泉水往北，另一眼汇入大石河的泉水出自河北村胜泉庵下罗定做道教法事。胜泉庵现在河北乡政府内，今正殿及其后殿铁瓦殿尚存。在乡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工作坊一行自乡政府内竹林中穿行而过，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重修铁瓦殿记》折而向北，即正对铁瓦殿正门。据《重修铁瓦殿记》，此殿本为胜泉庵后殿，历年已久，以铁为瓦。据文物部门统计，殿顶铁瓦计有458块。瓦表有铸字，如“菩萨顶正德十年造”、“五台山菩萨顶铁瓦寺”、“天字号五台山万寿寺铁殿一所，信官姜信拾瓦一个，正德三年（1508 年）吉日造”等。康熙十九年（1679）坤舆震荡，殿宇圯裂，当地父老僧人鸠众重修。近年来作为文保单位维护修理时，增建东西两庑、添盖随墙山门一所，俨然成为胜泉庵之外的独立寺庙了。
铁瓦殿顶的铁瓦
从铁瓦铸文推断，胜泉庵及河北村在明代时可能与五台山有较强的联系，杨亦武认为它就是五台山菩萨顶铁瓦寺的下院，此说值得考证罗定做道教法事。大房山至大寒岭、斋堂一带多有铁矿，《元史》记“檀州大峪锥山出铁矿，有司复视之，寻立四治”，即元至元年间在这一带已有官办冶铁铸造。刘永华老师指出，不排除铁瓦是在此地铸造，部分送至五台山，部分留在当地“废物利用”的可能性。
胜泉庵前殿今貌
铁瓦殿下的山脚处便是胜泉庵前殿，殿前一株高达40余米、四人合围的银杏树，正是无边金黄、萧萧落木的时节罗定做道教法事。银杏树下的一口石缸引起众人的极大兴趣。石上浮雕龙宫与海六兽，刻工精美、细节生动，虽未列入文物名录，可应非当代之物。石缸浮雕与“胜泉”之名相映成趣，古“圣泉”便自此处渗出，汇为庵前池塘。据说此水天旱不竭、下雨不溢，曾得皇帝敕封，至今仍清澈澄净，诚为《重修铁瓦殿记》中所说“杨枝甘露之遗者”也。
胜泉庵银杏
圣泉池畔
黑龙关龙神庙
在河北村稍作休整后，工作坊一行继续沿大石河而上，到达河段中游第一处众水汇聚之所——黑龙潭罗定做道教法事。
黑龙潭所在地为佛子庄乡黑龙关村，（民国）《房山县志》作者经实地踏勘与拜访耆老后，认为此处就是唐节度使刘仁恭建馆大安山时所设关城，潭西北角的孤峰“烟筒尖”便是当年的烽火台所在罗定做道教法事。大石河在此处流经一个几乎180度的大拐弯，于山谷中汇聚而成黑龙潭。潭水深不见底，乡民相信为龙神所居，“非有龙寄于斯，何以流水湉□而此处独深也？”（语出乾隆四十四年《修补龙神庙碑记》）
龙神庙全景
据元至正十四年（1354）《房山县大安山龙海观创建黑龙潭庙记》碑记载，至正十年大都大旱，留镇京师的中书省平章政事搠思监携众官员遍祷群山寺观不雨，最后由留守司都事萨理弥主事，玉虚宫真人毕辅贵偕办，于黑龙潭设坛祈雨，第二日便龙见灵异，继而雷雨大作罗定做道教法事。是为黑龙潭龙神庙创建起因。碑阴额题“良乡县官吏道教助耆老”，下多记元代官员、寺观及各村善众之名，对于研究元代道教与地方社会大有裨益。此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曾有书石立碑，雍正帝为此庙御笔亲题“甘泽普应”匾额。乾隆四十四年（1779）从斋堂、大安山、史家营，到佛子庄乡、河北镇、周口店镇的五十余村辐辏捐资，重修龙神祠，刻石一方，是为今正殿前的《修补龙神庙碑记》。
龙神庙正殿
据庙内道士介绍，龙神正殿中所绘壁画，描述的是这一带人尽皆知的黑龙潭龙神故事：传说龙神曾化作黑脸大汉，在斋堂贾家做长工，并娶了他家傻姑娘罗定做道教法事。斋堂人帮女婿斗败了青龙，前者潜入黑龙潭，后者化作孔水洞。从此由斋堂组织“五十八村龙王大会”，旱时来黑龙潭求雨，历来以贾家为首。其他村都叫“请水”，只有“老丈人家”斋堂人称为“取水”。从民俗学者对“五十八村龙王大会”搜集到的口述资料来看，其范围与《修补龙神庙碑记》中题名捐资的五十村几乎重合，二者共同证明当地区域性地方组织的长期存在。
黑脸龙神与贾家姑娘
“五十八村龙王大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组织？工作坊成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猜想：从地理环境上看，无论是五十村还是五十八村，全都分布在清水河与大石河两岸，两个关键地点——斋堂与黑龙潭——也正是这片“两河流域”的主要储水地罗定做道教法事。龙王大会有可能是区域用水组织的象征形式。从基层制度上看，黑龙关所在地旧属宛平县，“旧驻军防，为沿河口所辖，房山置之于管辖之外”（民国《房山县志》）。而斋堂乃宛平县齐家庄巡检司所在地，是当地的政治经济中心，也许斋堂人是龙神丈人的说法正与此有关。从生计方式上看，百花山、大安山至大寒岭一带为西山最重要的煤矿区，当地出产的煤炭如果不西出王平口，就只能南下黑龙关，经黑龙潭东的山涧小路沿大石河出山。这一线交通要道也将大石河和清水河畔的若干村落、煤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站在戏台原址远眺龙神庙
除龙神传说外，道士还为工作坊众人介绍了庙会、法事、神像、戏台等各种相关情况罗定做道教法事。在他的指引下，众人来到与庙门隔潭相对的戏台旧址，身处天光水色，遥想戏音旧景。由于疫情影响，据说从未中断过的龙王庙会已有数年未曾举办。世事难料，诚为憾事。
11月2日：踏访泉水河区域
胡良河在房山境内又称泉水河，分南北两支罗定做道教法事。北支为支流，俗称“长沟”。它发源于长沟镇甘池泉群，常年水流不断，沿河稻米如玉。工作坊上午参观的坟庄村刘济墓、顺承郡王家族墓都在甘池泉不远。南支为干流，发源于房山区南尚乐乡云居寺下，在大石窝得高庄泉水补给，在北良各庄村东出京入河北涿州。下午，工作坊重点拜访了大石窝白玉塘，泉水从这里的采石坑涌出，随后汇入了泉水河。
访刘济墓
2日上午，工作坊一行来到位于房山区长沟镇坟庄村西北的刘济墓罗定做道教法事。该墓葬发现于2012年，经过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墓主身份最终确定为唐幽州节度使刘济。刘济 (757—810年）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怦的长子，在唐德宗、顺宗、宪宗时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背靠上方山，濒临拒马河，凿山为穴，规模较大、形制特殊。在北京地区，如此大规模的唐代墓葬十分少见。
刘济墓文物保护碑
刘济墓坐北朝南，全长34米，由墓道、封门、前甬道、耳室、壁龛、墓门、主室、侧室、后甬道、后室等组成罗定做道教法事。工作坊成员沿墓道进入，经过两道封门与一道墓门遗存，进入主室内。王伟老师注意到，墓葬内的浮雕多施有彩绘，不过大部分已经脱落。在前甬道外，东西各有一个壁龛，底部彩绘图案为莲花座形，刘永华老师推测，其上或放置有镇墓兽或俑。
进入主室，可以看到一座彩绘须弥座汉白玉石棺床，呈六层结构罗定做道教法事。其中第一层雕刻的是表情各异的面部形象，棺床束腰处（第四层）雕刻的是奔跑姿态的各类走兽，如奔马、狮子等，其形态接近却没有重复，栩栩如生。工作坊成员讨论认为，这两组浮雕有明显的北方草原风格，当时北京文化的底色可见一斑。
考古现场全景
在墓道、甬道、墓室四壁皆绘有壁画罗定做道教法事。尤其是西耳室进门的墙壁两侧，绘有仕女与诸多马匹。鞠熙老师指出，幽州历来产马，唐代更是如此。《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唐代宗赐予郭子仪的御马便是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所贡，尤其是“舞马产于幽州者为多”。据说唐玄宗在位时曾命令教坊训练舞马，其中数匹被安禄山得到，又落入其部将田承嗣之手。后来，舞马闻鼓声“顿挫起舞”，田承嗣不知其是“舞马”，“以为妖，遂戮之”，舞马自此绝矣。除各类名马外，壁画内容还包括乐舞表演、家居生活、彩绘建筑、侍女、动植物等等。
读弘恩寺碑及其罗定做道教法事他
在刘济墓旁草丛中，卧有残碑数块，其中一块上刻“元故纹锦局百人长张公之墓”罗定做道教法事。另有两块碑刻，虽然无法看到碑阴部分，不过从其碑阳内容判断，皆来自窦店镇望楚村弘恩寺。
刘济墓外的散落石刻
弘恩寺，又作“宏恩寺”罗定做道教法事。光绪《良乡县志》载：“宏恩寺，在县西南二十里许大道旁……规制宏散，为邑中第一大刹。寺外古木成林，绵亘二里许。夏日浓荫夹路，行人至此，烦暑为之顿消”。书中亦收录明吏部尚书王舜鼎撰《护国大善弘恩寺碑》，据碑文可知，弘恩寺草创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创建者为汉经厂掌坛旧都府管事御马监太监杨用。万历三十三年，杨用名下昭陵神宫监太监赵良、汉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卢永寿与张然三人将建庙之事奏知神宗皇帝与孝定皇后，神宗因此发内帑资助。至清代，康熙与乾隆二帝多次临幸弘恩寺，并赐有匾额。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民间还流传着明朱三太子在弘恩寺出家的传说。此次工作坊所见两通弘恩寺碑，一为雍正七年（1729）所立，惜已断为两截，一记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博明向弘恩寺捐输福田之事。前碑记该年弘恩寺僧众上告庄亲王允禄，称慈宁宫太监张玉缙、汉经厂太监高知寿、王成义等往来寺中，把持寺院事务。于是庄亲王严批“太监张玉缙等永不许干预寺内一应事务”，且移咨礼部与僧录司知悉。
众头攒动来读碑
正如赵世瑜《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一文中所说，明代宦官多有建寺，他们通过寺庙联系外界，可以视为宫廷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特殊中介罗定做道教法事。而清代情况则大为不同。清初顺治年间仍效明二十四衙门体例，只是精简为十三衙门，至康熙朝裁撤并重设内务府，太监彻底失去了政治权力。赵世瑜老师认为，从雍正弘恩寺碑中，我们可以读出清代房山地区旗人系统对旧有太监势力的取代。弘恩寺本为明汉经厂太监创建，至雍正年间由庄亲王将太监势力清除出寺外，并规定他们“永不许干预寺内”。这背后很可能是旗人庄田的兴起，以及对太监产权的剥夺。赵世瑜老师由此联想到，庄亲王的庄田是否有分布在弘恩寺附近？这或许可以从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八旗户口册档案及房山区档案馆藏契约文书中寻找线索。至于朱三太子的传说，指的是清初流传明崇祯帝第三子尚在民间，人们以“朱三太子”为号召，举兵抗清，清廷大力搜捕，制造了一系列案件，史称“朱三太子案”。“朱三太子”涉及到南明政权及清政权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当时民间有朱三太子在弘恩寺出家的传说，清廷定会对弘恩寺严加看管、尤其谨慎，这可能也是庄亲王一定要驱逐弘恩寺太监的背后原因。
顺承郡王家族墓
离开刘济墓后，工作坊成员们来到附近西甘池村的顺承郡王家族墓罗定做道教法事。顺承郡王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其墓地目前保存着四座宝顶和三座石碑。北侧三座宝顶较为集中，南侧有单独宝顶一座，均为三合土夯筑而成，规模很大。
顺承郡王墓地宝顶
三座石碑分别为顺治十二年《多罗恭惠郡王碑文》、康熙五十七年《多罗顺承郡王谥忠诺罗布碑文》与道光四年《多罗顺承郡王谥简伦柱碑文》，均为满汉双璧罗定做道教法事。哈佛大学博士生郎超指出，满文部分很多为汉语的音译乃至硬译。中国美术馆研究员王伟老师提醒大家注意，石碑两侧及底部多为游龙、海水及各类海中动物、夜叉浮雕，造型非常别致。
石碑底座浮雕局部
工作坊成员在碑前合影
大石窝白玉塘
房山大石窝位于北京西南房山区南尚乐乡，盛产白玉石，俗称旱白玉（或称汉白玉）罗定做道教法事。有学者推测，大石窝开采石料的历史可能早至南北朝时。北京建城史几乎也同时是一部大石窝开采史，自辽、金至元、明、清三代，凡营建宫室、坛庙、园囿、陵寝，无不采石大石窝。金陵残存神道石、故宫保和殿的云龙阶、颐和园乐寿堂前青芝岫、天坛丹陛石雕……，所有这些大型刻石，几乎都出自这里。
白玉塘便是长期开采留下的老矿坑罗定做道教法事。《房山县志》记：“大石窝在县西南四十里黄龙山下，前产青白石，后产白玉石，小者数丈，大者数十丈，宫殿营建多采于此。石窝下有塘，突出一泉，其水甚清，流灌稻田，米色如玉，人呼玉塘米。”白玉塘东西长约200多米，宽约100多米，深约数十米。坑内泉水碧绿，像翡翠镶嵌于大地。“北京市大石窝石作文化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宋永田老师，自小跟随父亲开采与雕刻石料，他为工作坊成员细致讲解了采石的不同工艺及其在崖壁上留下的不同痕迹。仔细观察这些痕迹便可分辨：细密凿印是古代工匠千锤万凿留下的印迹，而机械化时代后采用风枪打眼、炸药爆破，石料就呈现为整块剥离。
大石窝白玉塘
白玉塘北侧山坡上的山神庙，为极罕见的通体汉白玉条石结构罗定做道教法事。它坐北朝南，面阔一间，中为石门，两侧有石雕刻窗，门楣及门框上刻有楹联及门额，上联“五风十雨风调雨顺”，下联“上国下民国泰民安”，横批“云行雨施”。庙内设有石供桌及香炉。据说，每年三月十五是石匠节，人们会拿来水果、燃灯烧香，供奉山神。
工作坊众人和宋老师在一起
高庄村西北，山顶上有辽代玉皇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式砖塔罗定做道教法事。宋老师介绍，汉白玉石脉本来从玉皇塔下一直延伸到白玉塘，经千年开采，如今只有塔基下还存有最完好的一层汉白玉。在这层汉白玉上下，还能分辨出如大青石、小青石、青白石、花铁子、艾叶青、芝麻花、螺丝转等其他多种地质层。大石窝石匠历来讲究物尽其用，凡是天生石材，必有其用。相伴汉白玉而生的所有石材都不会被随意开采或丢弃，而是一定会用于各种不同情境。
高庄村玉皇塔
长期官办采石的历史塑造了大石窝的社会形态罗定做道教法事。白玉塘南侧有旗杆山，采石工匠们以旗为号，升旗出工，旗落回营。旗杆山周围村落各有分工，高庄多有旗人，下营村则集中了大批铁匠，专门制造和修理铁锤、铁钎、铁錾，故又称下铁匠营。石窝村一村之内有大小庙宇十余座，也与这种采石社会有关。
在石窝村娘娘庙山门旁
石窝村的官厅与庙宇
刘若愚《酌中志》中写道：内官监“外厂甚多，各有提督、掌厂等官”，如“西湖河差、大石窝、白虎涧等处各有提督，俱外差也”罗定做道教法事。又弘治四年（1491）四月辛亥，保国公朱永奏：“太庙后殿之建，所用石多取于大石窝官厂，官吏人役随行督工者，乞赐廪给口粮。许之。”都表明大石窝在明代设官厂，有内官监太监担任提督。石窝村当地亦将官厂称为“官厅”。今天石窝村的中心街道就叫官厅街，街北原有正房七间，即官厂所在地，后为宋家祖宅。官厅街东西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东道称东店大街，西道称西店大街；官厅南北两侧的宽街则称为南街道与北街道。过去，石窝村庙宇众多，有三官庙、关王庙、龙王庙、真武庙、观音庵、白衣观音堂、南大庙（显圣寺）、药王庙、灵官庙、八郎庙、万泉庵、火神庙、五圣庙、公输子祠、娘娘庙、天仙庙等大小十余所。根据现年89岁的高永露老人的回忆，结合《房山石刻通志》收录的30余通碑刻，民国末期的村落格局大致如下图所示。
大石窝村落格局示意图
访谈现场手绘示意图
集体讨论
带着石窝村留下的震撼，晚上大家虽已身体劳累，可仍难掩兴奋，回到酒店后继续白天的讨论罗定做道教法事。话题虽然天马行空，可主要还是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京西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环境罗定做道教法事。
刘永华老师坦言，他对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了解较为有限，此次工作坊因此提供了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罗定做道教法事。从两天时间的调研来看，这一地区的研究“大有可为”。相比华南，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这里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就社会文化角度而言，则可以明显地体会出王朝国家对这一区域的显著影响。从明代的内官监到清代的内务府，都大量参与到当地的寺庙修建维持之中，这对普通的民众如何感知国家应该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如果说在徽州地区，当地民众多因“赋”而与国家产生联系，那么在这一区域，直到晚清商业系统形成之前，民众则需要亲身承担更多的“役”。正因如此，明清时代的民众抗争在南方多以“抗租”“抗粮”的形式出现，而北方则多表现为“抗役”。就乡村社会组织及地方精英方面来说，士绅在这一区域似乎并不多见，相反大量没有功名的人却在乡村事务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工匠群体的内部传承结构、商人群体的流动区域及其在地方社会的角色等问题，也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郎超注意到，大石窝村石碑中反映出不同的山西人不断进入这一区域的过程罗定做道教法事。从明代到清乾隆年间，大石窝历来由太监和工部官办，直到道光年间商业力量发展、民间社会崛起，寺庙逐渐成为当地各种阶层自我组织和管理的神庙系统。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国家对大石窝的直接控制，来到这一区域的各种人群：工匠、商人、运输者，也因此获得科举之外的其它机遇来改变命运。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从山西移入的移民如何融入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当地生产，就是有趣的问题。
北京市委党校的王文超老师也提及到人口流动的问题罗定做道教法事。他指出，类似大石窝这种专为京城服务的村落还有很多，例如他长期跟踪研究的白草洼村，历来是彩画匠聚集地，村民很小就去京城学技术，之后再历代相传为皇家服务。向中央流动的人群群体分散形成各处地方社会，这也许是畿甸村落较之其它地区的显著特色。
第二，是区域研究与整体关怀的问题罗定做道教法事。
赵丙祥老师认为，长期以来，民俗研究总是试图寻找差异，可其实任何事物间都存在无限的差异，这样的研究路径会让我们忽略一般形式的关怀罗定做道教法事。只有对一般性有所把握，才能进一步拓展到对差异性的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都有其专长与缺点，希望未来可以在某一较大的地理单元内进行协作，形成某种整体性的研究框架，并培养一批有希望的学生。对此，赵世瑜老师强调，这正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遗产资源基础研究”课题的初衷。我们希望下大力气、花苦功夫，对本地区遗产资源进行“摸家底”式的普查，形成资源共享的平台，为各个学科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资料准备。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形成研究合力，实现“兼听则明”。
第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分类与研究方法罗定做道教法事。
北京民协副主席石振怀老师长期从事北京市非遗的发掘与保护工作罗定做道教法事。他认为，过去的遗产保护工作常常对于文物资源如数家珍，非遗资源则缺少整理。希望在未来可以形成一个目录性质的成果，其中既包括非遗项目的内容，也有进一步的相关解读。例如可以将非遗资源分为直接资源（如神话传说等根植于地方的非遗资源）、间接资源与辐射资源，以便于进一步的整理研究。
石景山区民协主席杨金凤老师主编有《西山文脉·非遗传承》一书，她认为，对于西山地区非遗资源的搜集与保护非常必要与及时罗定做道教法事。可我们的注意力也不应仅限于非遗项目，而应对各类民间历史、民间文化与民间记忆都整体关注，加油实现对整个区域资料的的收集与保存。
王伟老师特别关注大石窝石雕技艺的传承现状罗定做道教法事。从我们在石窝村踏访的情况来看，几乎没有发现官作技艺的痕迹，难道上千年的官办石作没有在村落中留下任何遗产吗？这背后的原因是文物流失抑或技艺传承中断？在采石开矿被完全禁止的当下，本地文化根基又如何保存和延续？
最后，赵世瑜老师回到本项目的工作方法问题罗定做道教法事。他强调本项目搜集遗产资源的方法与政府建立代表作名录不同，应注意搜集不同情境下形成的各种具体“文本”，避免人为筛选出“代表性”作品而剔除其他文本。以非遗为例，即使是同一项目，不同的异文也根植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情境，代表着不同的历史传承。对于遗产资源的搜集研究，需要将“文本”放入特定时空进行解读，此时文本的多元性、完整性与全面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工作坊众人在白玉塘边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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